文章刊載於關鍵評論網(2019/5/17

文:何睦芸 |圖:大觀自救會提供

訪談日期:2019511日(六)下午15:00(【最後展覽】佈展中)
訪談地點:阿秋檳榔攤+大觀自救會基地
訪談人物:大觀自救會成員唐佐欣+大觀居民林燕玉

2018年大觀居民、自救會成員、參與活動的民眾大合照

不幸住在地雷區

因「國土清理」政策面臨迫遷危機的板橋大觀社區,其產權脈絡可以追溯回國民政府時期,安置大量軍眷的土地規劃政策。隨著主政者歷代更迭,「非正式住居聚落」(informal settlement)的居住權在土地開發下受到剝奪,政府搖身成為債權人,要求居民(債務人)「拆屋還地」,居民被冠上「惡意侵佔國有地」罪名。2016年大觀社區居民收到強制執行令,組成自救會走上抗爭之路。

2016年底,陸續有學生加入自救會[1],協助策劃抗爭,受訪者唐佐欣於2017年開始參與。不論在抗爭現場或每週例行的居民大會,佐欣拿起麥克風總會以「我們」來涵括大觀居民與自救會成員,這並非只是爭取訴求時的話術,而是她參與抗爭兩年彷彿已內化成在地大觀人,幾乎所有時間都浸在大觀,瞭解社區的程度或許不亞於久住於此的居民。

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大觀,雖然持續在臉書關注大觀事件,但對社區的空間輪廓仍感到陌生。依循Google地圖指引,行經板橋榮民之家藍色圍牆上「向榮民致敬」的諷刺字眼還未消化完全,大觀社區立即映入眼簾,窄小巷口掛上滿滿陳抗布條迎接,年輕人在不同空屋(即為展間)忙進忙出,為了即將於5/18開始的展覽【待騰空的地上物──大觀社區拆遷前最後展覽】佈展。

僅剩下11戶人家駐守的小社區比鄰成一個ㄇ字,巷弄中心有座以竹條、廢木築起的高台[2],我想這座拼湊、頹頃又多話的違章建築似乎是整個大觀社區的精神堡壘了,才剛踩進這個繫滿黃色布條的社區,我已開始感到時空錯亂,明明身後的大馬路車來人往,連鎖超市、銀行農會、商業店家座落,怎麼巷子裡完全是另一個世界,呈現一股前現代時期的氛圍。

[1]兩年多之間成員來來去去,固定核心成員不超過五人,多以學生為主。現今成員專業背景有社會系、電影系、法律系、客家學院。
[2]同樣因迫遷經歷長期抗爭的三鶯部落,2018年參與大觀的版畫工作坊後,再次前來搭建反迫遷高台。

三鶯部落聲援大觀社區,搭建反迫遷高台


大觀社區可說是底層社會的濃縮版,混雜著外省榮民、本省媳婦、童養媳、外籍配偶、城鄉移民以及他們的後代,大多以一、二級產業為生,舉凡:賣菜、賣檳榔、建材行、輪胎行、清潔工、油漆工、看護工、搬家工人等等,更有因家園迫遷不得不投身抗爭,導致失業、生病、過世的人,只能怨歎自己命運不幸買到地雷區,事隔多年之後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有雷。

社區邊界以鐵絲網、廢木料胡亂搭起的牆垣,讓我聯想到戰略遊戲《世紀帝國》裡,黑暗時期的村民埋頭苦幹從事著防禦工作,佐欣說明這是2018年自救會發起的活動。

我尾隨佐欣在ㄇ字巷弄走著,她一下向紗門內的人喊話,一下摸摸路上的狗,一下屋內的人開門把我們拉進去,是玉聰阿姨以台語交談著等會要煮大鍋麵給年輕人吃。然後我們出了巷子,兩三步進入阿秋檳榔店,老闆娘燕玉阿姨加入我們的訪談,她又是請飲料又是切芭樂,過沒多久我整個人也慢慢跌陷進地底三萬呎的洞窟裡了──一個被世界遺棄的惡地──但是比地面上的任何一處都有人味。

阿秋檳榔攤。居民陳慧泉正在拍黃世進

我們也不太懂

展間裡大夥七嘴八舌討論展覽內容、呈現方式,佐欣提前和我預告:「我們就是把東西掛上去,可能和你們所謂的『佈展』不一樣,我們也不太懂⋯⋯。」但正因為這個「不太懂」,更讓我覺得展覽調性和凋零中的社區恰恰合為一體,位處都市開發與舊時代文化脈絡的夾縫之間,在這個過度空間裡的可見物破舊衰頹,有著生活疊加的痕跡,強而有力地增生出外於社會的有機物;不可見的是濃得化不開的情感,是人和人和動物和土地和魂魄⋯⋯綿密交織的網。

201812月社區第一次正式辦展,更早之前其實已經舉行過各式各樣的活動,舉例來說:佔領民進黨黨部夜宿晚會(2017/11/21)、華光社區紀錄片放映(2017/8/18)、大觀寫生工作坊(2017/9/24)、版畫苦行旗幟工作坊(2018/3/18)、擋拆防禦工事(2018/3-6月)、社區料理教室網路節目(2019/2)、每年年底的團圓尾牙、仍然持續進行中的社區導覽[1]等等。

亦可以看到自救會成員積極透過社群媒體讓邊緣議題擴散,不但有臉書粉絲專頁事件懶人包、媒體投書,更架設網站將大量的口述訪談、影音資料、活動報導等化為清晰流通的檔案。青年行動更藉由網路媒介成功串連與宣傳,讓外界響應發揮實質效力,像是臉書發起「一人兩信,守護大觀[2],不僅如此,大觀居民們也聲援其他抗爭中的團體,有著相近的身體經驗,居民對於其他社會議題的敏感度,從看電視的局外人,成為聲援響應的行動者。

[1] 截至目前辦過30場以上的社區導覽,也去校園講座,以及西門町、台北車站、府中捷運站宣講。
[2] 東海人間工作坊」於臉書發起「一人兩信,守護大觀」行動,以投遞陳情信函致行政院及輔導會,呼籲正視大觀居民居住權。

庇護之家的移工來大觀社區幫忙,也替社區加油打氣
「被忽視和受壓迫的人更需要共同發聲」,迫遷抗爭嚐盡人情冷暖,自救會成員藉由每週大會和居民討論其它正在發生的抵抗事件,並以大觀名義現身參與,例如:反核遊行、移工遊行、黎明幼兒園保留運動、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等等。對反核遊行的看法,居民黃炳勛說:「其實核電議題跟我們的迫遷有點像,我相信大家不是說不要發展,而是什麼才是我們要的發展?但是我們都沒有決定權,尤其在地居民只能被迫承受。」

當居民時不時上街被國家暴力打得頭破血流、生活在失去家園的恐懼絕望中、因為跟國家對立而陷入被告、欠債、失業、病痛等流亡狀態⋯⋯面對看不到未來、不知道結果的抗爭,自救會成員在抗爭之外的生活情境中,扮演挖掘溝渠的工程師兼工人,開辦活動展覽,把活水注入意志消沈的社區,讓要塞高築的社區有對外交通的機會。

2017年,大觀夜宿晚會舉辦的攝影展,居民董信雄與他的影像合影
先是2018年六月與「愁城[1]共同發起「噪音測試」,而後同年年底舉辦「夾縫中抵抗:大觀社區藝文祭」,展覽輻輳下開展靜態展覽、音樂表演、論壇、影展、工作坊、尾牙,許多相關團體因展覽而連結:為了籌備展覽(零補助又無贊助),大觀叔叔阿姨們踏進社運青年常去的「半路咖啡」,現身募款講座;RCA員工關懷協會、印尼民眾劇場與日本A3BC版畫團體也前來大觀看展交流;論壇則邀請各領域朋友(記者、社會系教授、法案研究員、獨立媒體創辦人、工殤協會成員)與居民對談。

抗爭運動的社會凝聚力包含情感政治的討論,當社會不斷被分化的同時,負面情感正是打開一種視野,痛覺是人類經驗中共享的一部分,如海澀愛(Heather Love)所說:「我們必須將眾多負面情感理解為持續不斷運作的社會創傷之烙印。」因勇敢直視自身的脆弱與傾聽對方的傷痛,而產生強大的連結力量。

[1] 愁城成立於2015年,原為讀書小組,後來發展成雜誌編輯出版,現確立為策劃與執行DIY音樂活動,推廣解放的文化形式之共力組織。

居民看著螢幕中的自己和鄰居,覺得醋咪


辦展的最初動機可能是苦中作樂,佐欣回顧:「當時抗爭打了一年多,聲音太小,缺乏外界關注和協助,像是困獸之鬥⋯⋯大家都很悶,不如來做點有趣的事情。」現在看來,大觀青年行動不但成功吸引社會動員力最高的年輕群體關注,也一面進行著社群修補的工作,讓國家暴力致使的瘡疤得以敷上一層藥膏,困頓悲憤的情緒有個疏通的出口。

我問檳榔攤的燕玉阿姨有沒有最快樂難忘的事情,阿姨不假思索答道:「唱歌啊!」她害羞提起去年團圓尾牙練唱的過程:「那時候我和叔叔(阿姨的先生黃世進)還要準備練唱,有年輕人拉大提琴、彈吉他伴奏,我們合唱〈你著忍耐〉、〈惜別的海岸〉。」居民們因為家園迫遷情緒起起落落,但這些發生在抗爭之外又不完全是日常生活的例外活動,讓每個破碎的個體在過程中重構自身的主體面貌。

居民參與活動的方式,除了臨時起意組成「檳榔樂隊」在尾牙表演、協助抗爭與展覽的道具製作,自救會青年更設想居民不只是協力而是參與主體,長時間相處建立起的信任關係,逐漸把大家的心聚在一起:社區導覽時居民願意訴說自身經歷;把相機交給居民,讓他們從被攝者成為記錄者;以居民為主題的人物詩作,初寫完和居民一起討論修改,並請叔叔阿姨們朗讀這些以自己名字為題的詩。

透過種種藝術設局的實踐,居民們親身參與,證明了挫敗、受壓迫、污名標籤並非生命的全部。若不以政治標準評判抗爭結果是成是敗,佐欣認為「培力」(enpowerment)是最有價值的事情:如何陪伴在居民身邊,讓他們生成抵抗意識,願意拿起麥克風站上一線為自己爭取談判籌碼,慢慢讓每個參與抗爭的老老少少開始相信,自己就是帶來改變的力量。

大觀社區抗爭之外的生活樣貌

業餘者創作者的文化實踐 

我們必須去質疑的,不正是把運動等同於祭典此一常識嗎?祭典總有一天會結束,然而運動是不可以結束的。我們必須把運動視為沒有終點的日常生活變革過程,在一般被視為「終點」之處,探問運動的真正價值。──安藤丈將《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》

能夠將這些發散、多元跨界、帶有創造性的行動,看作是自救會成員投注兩年的文化實踐嗎?他們以抗爭運動為起點,將批判意識、公共性、實驗性返回至頹傾的社區空間,再現生機。作為業餘創作者的自救會成員,在無參照準則的行動方法中,摸索出一條顧及倫理、逃離體制、素樸而平行流動的路徑,以非常積極的態度向外部拓展連結,我認為其開展出的創造性、社會實踐力遠比白盒子空間裡的任何作品都來得堅韌有力。

然而,這樣的指認並非以藝術之名收編或框限大觀的文化行動,藝術主體性是游離變動的,藝術與非藝術的分野或許不是重點,而是試著從自救會成員的藝術動能,再次深入思考所謂的「參與式藝術」(socially engaged art),其位置及意義究竟還有什麼樣的可能?從邊緣崛起的域外之力帶來社會意識、價值觀的改變,是否這會是當今青年世代最基進的實驗性抵抗?

不同於80年代街頭抗爭下的藝術表現形式,大觀自救會進入社區的日常生活,細膩關照抗爭聲援者與居民之間的倫理關係,一切行動的目的都是為了重構他者自身的檔案,用文化力量對抗壓迫,促成內外社會關係(大觀居民與社會大眾)的再生產。

從大觀迫遷延展出的諸多活動,不同於張小虹以個人後設觀點,企圖將「太陽花運動」視為「藝術行動」[1],自救會成員在抗爭之餘,選擇以朝向藝術形式的手段,也有展演存在的事實。

「我們必須把運動視為沒有終點的日常生活變革過程」,【最後的展覽】不會是最後,而是一直在變革的路上。那天我待在大觀社區直到晚上,混入社區例行會議觀察自救會成員和居民互動,他們討論著未來安置方案、與退輔會的協調會時程,還有即將到來的展覽,一來一往很是熱鬧,彼此對等而緊密的關係從日常生活中得到驗證。

運動走到現在,他們在洞窟裡構築的國度已經看得見外面的世界,就像站上了社區那座可以仰望天空的高台。面對即將而來的拆遷,最後的展覽有如新年前的團圓飯,邀請所有曾經參與其中的人回家,也歡迎尚未走進大觀的人前來作客,家門上的春聯寫了憤怒中的盼望「儘速修改爛法一個」、「恨」、「悲」、「怨」、「幹」⋯⋯怪手是新年到來的鞭炮,不論如何,「家是唯一的城堡」──心之歸屬。

[1] 請參見「第十三屆臺新藝術獎:第一季提名名單」張小虹評論:〈這不是太陽花,這是打倒藝術的藝術行動 〉、〈這不是藝術,提名太陽花的理由〉。